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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罗永生转述俄国学者 Madina Tlostanova 的研究，帝国主义互相竞争、互相攻掠的年代不仅制造了殖民者与受殖者之间的「殖民差异」，也因列强有胜有负而产生「帝国差异」：胜利的「优等帝国」（triumphant empire）有权设定世界秩序，落败的古老帝国则沦为「次等帝国」（subaltern empire），承受损失与侮辱[1]。它重要在于解释了一种反复出现的国族心理：次等帝国滋生自卑情结，对外高举收复「固有领土」的复仇主义，对内把仇恨转向少数族群，并模仿优等帝国的殖民治术[1]。
Acceptance
据罗永生转述，一度落败的帝国内部会因沦为「次等帝国」而滋生普遍的「自卑情结」（inferiority complex），总想有一日反败为胜、一雪前耻；它们宣扬「国族复兴」、要重新光大古老的文明，对失土抱持强烈的怨恨，并积极模仿优等帝国的殖民治术，造成巨大的内部殖民差异[1]。罗永生举的例证是俄国：对乌克兰的怨恨导致俄乌战争，前线又征召大量中亚地区的少数国族青年去当炮灰[1]。
「次等帝国」一语也见于 Viatcheslav Morozov 的专著《Russia’s Postcolonial Identity: A Subaltern Empire in a Eurocentric World》（2015）[2]，罗永生把这本书列入了文章的课外书单[1]。
Quest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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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oYo’s Note
次等帝国的悲剧不在于它反抗，而在于它从不质疑那场排名游戏本身，只想换一个名次。按罗永生的说法，这种出自自卑心理的「超赶意识」「图强梦」「国族复兴梦」，必然沦为对优等帝国不断进行的拙劣模仿[1]。放进心智殖民化的框架里看，这是一整个国家戴上了法农所说的白面具。
Jeff 在这段旁边写下性别议题中的同构：反抗不平等叙事的个体，往往容易陷入认同一个有着系统性压迫的社会中、被刻意设计出来的优越次第顺序的陷阱[3]。两者的共同点是反抗者接过了压迫者的尺子：想做的是爬到等级上层，而不是拆掉等级。
罗永生挑出的讽刺证据是刘兆佳：他向中方建言「化解」英国人的「去殖民化」、「还原」英殖版的香港黄金岁月，恰恰说明次等帝国的治术十分贫乏，只懂抄袭、拟仿优等帝国[1]。
Answer
以「雪耻」为目标的复兴，终点是否只能是「成为当年的欺负者」？
罗永生的判断接近于是：当国族史观建立在「落后必然挨打」的帝国竞争逻辑上，就必然跌入自己也要成为另一强国、争取与优等帝国同等地位的结论，而不是试图提出更好的文明出路，替代帝国强权争夺霸权的游戏[1]。要跳出这个终点，得先质疑「强者设定秩序」这条前提本身。
反抗不平等的人，为什么常常转身认同那套等级——这算心智殖民化吗？
算，而且是它最隐蔽的形态。心智殖民化让支配者的标准成为唯一标准，于是反抗的目标很容易从「拆掉等级」被偷换成「在等级里上升」。次等帝国追赶优等帝国，与个体在压迫性秩序里争取「高人一等」的位置，走的是同一条路。
若「去殖」只准在周边执行，权力中心要怎样被放进双重批判？
罗永生指出，中国为台湾、香港设计的「回归」计划屡屡高举「反帝、反殖」旗号，「去殖」却只是周边地区强令执行的政策，权力中心拒绝让自己成为「解殖」批判的对象[1]。他给的方向是：香港的解殖要与世界的解殖经验交流，并促进中国开展自身的解殖批判，与尚待兴起的「去帝国」运动并行——因为只有帝国内部也对帝国主义制度产生广泛不满，帝国主义才会退场[1]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