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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罗永生转述殖民心理学的观点，心智殖民化（colonization of the mind）是殖民主义最深远的影响：殖民统治把殖民母国的一切树立为认知与衡量世界的唯一标准，受殖者的习惯、传统、审美与信仰则被归为野蛮、原始、不成熟、有缺陷之物，由此在受殖者心中造成巨大的自卑感[1]。它重要在于解释了殖民为何难以终结——殖民者可以撤走，那把标尺却留在了受殖者自己手里。
Acceptance
法农（Frantz Fanon）的《黑皮肤，白面具》（Peau noire, masques blancs）出版于 1952 年[2]。据罗永生转述，法农结合心理治疗训练与萨特（Jean-Paul Sartre）的存在主义，认为受殖者永远面对一种心理创伤，犹如黑色面孔上永远戴着白色面具：羞于露出自己真正的肤色，只能不断模仿白人的语言与姿态，却永远得不到白人的肯定与确认[1]。
萨义德（Edward Said）则从再现的权力切入。据罗永生转述，殖民者与受殖者表达、记载自身经验的文化能力完全不对称：殖民者凭借强势的文化工具，按自身的心理与政治需要代替受殖者书写历史，受殖「他者」的形象被扭曲成固定的刻板印象，甚至使受殖者也无法认识自身[1]。
肯尼亚作家恩古吉·瓦·提安哥（Ngũgĩ wa Thiong’o）的《Decolonising the Mind》（1986）把语言视为帝国主义的工具，称英语在非洲是一枚抹除前殖民历史与认同的「文化炸弹」；此书被视为他「告别英语」之作，他此后放弃以英语写作[3]。
Question
- 「白面具」放到父权制下，女性模仿男性的成功标准算不算同一种面具？
- 放弃殖民者的语言，是解开心智殖民化的必要条件吗？
- 当权力也能拿这个概念去指控别人「恋殖」，它还是解放的工具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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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oYo’s Note
Jeff 读法农这段时批注：怪不得反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会有那么强的一种相关性，某种程度上，女性其实一直是被殖民的一方[4]。这个直觉在结构上站得住。他者化一卡记下的波伏娃命题——男性被设为默认主体，女性被定义为相对于他的他者——与「殖民母国被立为唯一标准」是同一种语法；厌女讲女性内化对自身的贬低，对应的正是受殖者内化的自卑。殖民性一卡记下的 María Lugones 更进一步，把性别等级直接算作殖民权力矩阵的一个维度。
但同构不等于同处境。《黑皮肤，白面具》本身就被批评带有性别歧视与恐同色彩[2]——分析受殖者心理最锐利的人，也可能对另一条压迫轴线视而不见，这正是交叉性要提醒的事。
罗永生还把这个概念用到了国家尺度：以「落后必然挨打」的帝国竞争逻辑建构国族史观的人，心智也早已深深地被殖民化，内化了帝国强权高于一切的思维[1]。国家尺度上的这种内化，展开见次等帝国。
Answer
「白面具」放到父权制下，女性模仿男性的成功标准算不算同一种面具？
结构上相当接近。在男性气质被设为默认的秩序里，女性以男性的标准证明自己，就可能像受殖者模仿白人一样，换来的只是有条件、随时可收回的认可。区别在于性别关系嵌在家庭与亲密关系之中，面具更难被指认、也更容易被当成本色，这正是厌女讨论的内化问题。
放弃殖民者的语言，是解开心智殖民化的必要条件吗？
恩古吉用行动给出了一种回答：他以《Decolonising the Mind》告别英语写作[3]。但这未必是唯一的路，女性的语言一卡讨论的困境相似：只能借用压迫者的语句时，出路也可以是在旧语言里创造能讲述自身经验的话语。罗永生举的香港「重英轻中」现象[1]提示，关键未必是弃用哪一种语言，而是打破语言之间的等级。
当权力也能拿这个概念去指控别人「恋殖」，它还是解放的工具吗？
仍然是，但必须带着反身性使用。罗永生指出，2020 年后官方挪用「心智殖民化」概念，实际是推行灌输对党国忠诚的国民教育，连香港人亲身争取到的民权也成为清洗对象[1]。区分二者的标准在于：解殖让人成为能自己寻求解放的自主主体；被征用的「去殖」则只准由新政权来「解放」你，再把你改造成它设计好的模样[1]。
Extra
罗永生列举的香港心智殖民化现象：
- 七十年代「中文运动」发生之前，绝大部分居民是华人的香港，中文仍然不是法定语文；教育上「重英轻中」是普遍家长的心态[1]。
- 早期香港不少懂英语的华人抱有自视高人一等的「高等华人」心态，歧视有色人种[1]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