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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洲中心论（Eurocentrism）指把西方视为世界事件的中心、或视为优于其他文化的观点；用于历史叙述时，指把欧洲视角的历史呈现为客观、绝对的叙事，且常对欧洲殖民主义抱持辩护姿态[1]。据罗永生的分析，政治发展研究就是一个典型：它把高度概括的西方政治与经济发展模式预设为常态，再拿去检查「后进发展」的地区[2]。它重要在于，这类预设常藏在「科学」研究的方法论里，不经解殖式的追问就很难察觉。
Acceptance
作为意识形态名词的「欧洲中心主义」由埃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萨米尔·阿明（Samir Amin）在 1970 年代提出，到 1990 年代才流行起来，常用于去殖民化，以及工业化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与人道援助的语境[1]。
罗永生：政治发展这门学问是现代化理论的延伸，从后殖民角度看是欧洲中心论的典型。它设想的后进发展矛盾是：一方面要打破宗族、地区、宗教等旧社会的传统连结，以配合城市化与工商业经济；这种结构转型需要民众的政治动员来支持，但高度的政治动员又往往不利于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[2]。
Question
- 中国中心观是欧洲中心论的解药，还是换了一个中心的同一种思维？
- 被研究者自己采信了「功利家庭主义」，这个标签就不再是东方主义式的刻板印象了吗？
- 当帝国主义不再只在欧洲，只批判欧洲中心论会不会替次等帝国卸责？
See Also
冲击—回应模式
中国中心观
东方主义
解殖
殖民性
次等帝国
YoYo’s Note
卡片盒里已经有一组关于欧洲中心论的「病例」与「疗法」：冲击—回应模式把中国近代史写成对西方冲击的回应，中国中心观主张从中国社会内部的变迁出发。刘兆佳的政治发展理论是同一种病在香港研究里的变体——西方模式是常态，香港只能被解释成一个「例外」。
罗永生的个案让这组卡多了一层：欧洲中心论不只是西方学者的偏见，也会被本地学者吸收、再生产，还会反过来塑造被研究者的自我认识[2]。所以批判它不能停在「这是西方人的看法」，还要追问本地的知识生产为什么接得住、用得上它。
Answer
中国中心观是欧洲中心论的解药，还是换了一个中心的同一种思维？
就史学方法而言更接近解药：它主张从中国内部的变迁理解中国，调整的是研究视角，并非宣称中国优越。但名字里的「中心」提醒人，任何视角一旦被当作衡量、排序别人的唯一常态，都可能重演欧洲中心论的结构——判断的关键在于它是否仍拿自己去给别人定级。
被研究者自己采信了「功利家庭主义」，这个标签就不再是东方主义式的刻板印象了吗？
仍然是，而采信本身正是问题所在。罗永生指出，刘兆佳的叙事形塑了香港人自我认同为「经济动物」的自我认识，但那只是一种脸谱化的扭曲形象[2]。这正是罗永生转述的萨义德观点所描述的状态：刻板印象被内化之后，受殖者迷失在强势者建构的世界观里，无法认识自身[2]。
当帝国主义不再只在欧洲，只批判欧洲中心论会不会替次等帝国卸责？
会。罗永生在文末提醒，知识上的解殖目光不能只放在理论上批判欧洲中心论，因为今日帝国主义不再单独存在于欧洲[2]；一个以「反西方」为旗号的政权，照样可以模仿优等帝国的殖民治术。这也是双重批判的意义：反思欧洲中心论的同时，也要检视自称受害者的帝国。
Extra
罗永生把刘兆佳的早期著作《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》（1982）当作「知识未曾解殖」的个案：
- 刘兆佳的论点：香港是政治发展的例外。港英政府作为外来政府，与本地社会力量没有连结，能以官僚政体的方式自主运作；华人社会把家庭利益放在首位、注重短期物质利益而绝少关注社会问题，即「功利家庭主义」；殖民政府与政治冷漠的华人无形中结成「梦幻组合」，使香港既安定又繁荣[2]。
- 罗永生的批评：这套解释完全忽视殖民统治的高压面向，把政治冷漠「去脉络化」，与其说是科学研究，不如说更像想象「西方」如何遇上「东方」的浪漫版东方主义叙事；它抚慰了二战后全球反殖浪潮下备受批评的殖民主义支持者，也提供了一种将殖民统治合理化的理论解释[2]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