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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文经学是汉代以通行隶书写定、经由口耳相传保存下来的儒家经典为基础形成的学派，因立于学官、设五经博士而成为两汉官学。[1] 治学路数重「微言大义」与「通经致用」，把经书读作可指导现实政治的政治纲领，与古文经学的训诂名物一路相对。[2] 清代的今文经学则是乾嘉之后在常州「重新发现」的一场复兴。[3]
Acceptance
- 「今文」指汉代通行的隶书；秦火之后经书多靠口传与隶书誊抄重新写定，故称今文经[1]
- 今文经立于学官、设五经博士，讲究「家法」师承；古文经晚出，西汉末刘歆力争立学官，今古之争由是而起[1][2]
- 皮锡瑞《经学历史》点出今古文之别不只在文字：「非惟文字不同，而说解亦异矣」——今文重微言大义，古文重训诂名物[2]
- 汉代今文十四博士的家法早已亡佚[2]；清代今文经学是乾隆末嘉庆年间在常州「重新发现」的复兴，庄存与为揭幕人（见常州学派）[3]
Question
- 若「今文／古文」最初只是字体之别，它究竟是客观的学术分类，还是后人为了站队而建构的旗帜？
- 今文经学把经书读成政治纲领，这套读法在什么条件下会从「求变」滑向「附会」？
- 同一个「今文」名号，为何在汉代是官学正统，到清代却成了体制外异见的武器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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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oYo’s Note
今文经学最吸引我的不是它的具体结论，而是它给文本装的那套「读法」。同一部《春秋》，古文经学派读到的是史事与制度，今文经学派读到的是孔子的政治纲领——争的从来不是文本，而是文本该被当成什么来读。这层选择一旦做出，后面的一切都顺理成章：孔子是史官还是立法者，经学是考古还是论政，全由此定。
让我停住的是它在汉清两代的身份倒转。汉代今文是官学、是学阀，靠家法守着自己的解释权；清代今文却落到体制外人手里，被用来质疑当道。名号没变，位置整个颠倒。原因大概在于：凡是一套「能推出变革」的读法，天然更容易被想变的人拿去用，而手握权力的人更愿意守住「不必变」的那一套。
Answer
若「今文／古文」最初只是字体之别，它究竟是客观的学术分类，还是后人为了站队而建构的旗帜？
两者都有，但后者随时间加重。汉代确有写本字体的客观差异[1]；可一旦「哪种本子更权威」变成政治问题，分类就被赋予了立场——今文等于正统与通经致用，古文等于晚出与考据求实。到清代，字体之别早已无关紧要，剩下的基本就是态度标签：考证还是改制。[2]
今文经学把经书读成政治纲领，这套读法在什么条件下会从「求变」滑向「附会」？
当「经书能推出当下该怎么做」变成先有结论、再去经里找句子时，就滑过去了。它本是一套方法论——从经典推出行动的合法性；但方法论没有边界，任何主张都能在「微言大义」里找到依据。廖平、康有为之后的今文经学著作被指「多属牵强附会」，正是这套无限可解释性的代价。[3]
同一个「今文」名号，为何在汉代是官学正统，到清代却成了体制外异见的武器？
因为它提供的是一台「求变」的机器。汉代今文经学立于官学，本就在为帝国建制提供经义依据[1]；清代嘉道危机下需要变法，今文的张三世、通三统又被取用[4]。名号是旧的，功能随时代取用——同一部经，两种政治任务。